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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商標犯罪的犯罪學思考

（一）現(xiàn)狀
自建國到現(xiàn)在，我國經濟體制發(fā)生了重大的變革，這是影響著商標犯罪的大的經濟背景，作為一種典型的經濟犯罪，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的負面產物，同時也要依靠市場完善和規(guī)制才能得到有效治理。原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注重行政式劃撥，忽略商品的自由流通，企業(yè)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能力受到抑制。商標雖然存在，卻是不發(fā)達的，商標犯罪并不突出。伴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革，企業(yè)主體能力增強，競爭意識提高，商標在市場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作為一種可以創(chuàng)收的無形資產，同時也成為吸引犯罪的目標，商標犯罪已成為中國發(fā)展市場經濟背景下日益猖獗的經濟犯罪中的一部分。立法是回應現(xiàn)實的，從上述立法發(fā)展，我們可以看出商標犯罪的演變路徑。
在競爭激烈的當代，品牌越來越成為成功企業(yè)拓展市場份額的重要手段，成為企業(yè)在市場中聯(lián)結消費者的生命線，是企業(yè)最重要的無形資產。維護品牌意識的提高決定了注冊商標的增多，我國的商標申請量逐年上升，從１９８２年的１萬多件上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５萬件，到２００１年猛增到２７萬件。有效注冊商標也從１９７９年底的３萬多件上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７萬多件，到２００１年猛增到１４５萬多件。２００２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共受理商標注冊申請１８．１０３８萬件，其中商標國際注冊領土延伸申請１．４２６５萬件，分別為去年全年的６６．９％和８１．９％。目前，我國有效注冊商標的總量已達到１５２．４９０３萬件。通過嚴格評審，評出了一大批“名牌”商品，認定了一部分馳名商標?？梢哉f我國已是一個商標大國，但我國并非商標強國，突破國界能在世界馳名的商標尚不存在。
與此同時由于市場的不完善、立法滯后、執(zhí)法機關的低效率，商標一般侵權及犯罪呈嚴重的態(tài)勢。進入九十年代，據(jù)國家工商部門統(tǒng)計和檢察機關立案狀況表明，數(shù)量已成倍增長。制假已趨于網絡化，目前制假售假已不再局限于以前那種小作坊式的生產與銷售，而是趨于組織化、網絡化、智能化，由于組織嚴密，從制造、運輸、貯藏、銷售各個環(huán)節(jié)，逐步形成了專業(yè)化分工及一條龍服務。同時隱蔽性較強，制假活動由公開、半公開轉入地下、半地下狀態(tài)，給取證帶來極大困難。一些執(zhí)法人員在打假過程中遭到暴力抗拒，增加了打假困難，雖然制假窩點被端，但并不能對其傷筋動骨。以下是有關商標案件的一些統(tǒng)計數(shù)字。
從１９８３年到２００１年，全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就查處商標侵權案２５萬多起，僅２００１年就查處各類商標違法案件４１１６３件，銷毀侵權物品２２２７．７４噸，罰款總額達２．１億元，責令侵權人賠償被侵權人經濟損失３３４．３４萬元，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８６件共８８人。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全國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各類商標違法案件１３３１４件，比２００１年同期下降１６．０３％。其中商標侵權假冒案件７９０９件，同比下降８．７５％；商標一般違法案件５４０５件，同比下降２４．８１％。在查辦案件中，收繳和消除商標標識合計為６５６８萬件，同比下降３８．９９％；收繳、銷毀直接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模具印版等工具４１８８件，比去年同期的５３０２件下降２１％。但２００２年上半年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案件為２９件，人數(shù)為４０人，比去年同期有較大幅度增長，分別是去年同期的２倍和２．８６倍。
有關涉外案件，１９９５年，全國共查處侵犯涉外商標專用權的案件１４２６件，比１９９４年增加７２８件，增長率為１０４％。被侵權的商標涉及美國、日本、香港、臺灣等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廣東共查處涉外商標案件５２１件，有假冒“百事可樂”飲料、“５５５”香煙、“ＥＳ－ＳＯ”機油商標案。上海查處了假冒“鱷魚”商標案等６９件涉外案件。浙江查處假冒“松下”、“雀巢”、“ＢＩＣ”商標案等。１９９９共查處涉外侵權假冒案件１８１０件，比１９９８年增加５５０件，增長４３. ６５％。廣東省汕頭市工商局查處的“ＢＡＲＢＩＥ”和“ＭＡＴＴＥＬ”商標被侵權案，罰款額達２００萬元。北京市工商局通州分局連續(xù)作戰(zhàn)，查處了一起特大假冒“耐克”等近１０種國外知名服裝商標的案件，對侵權人罰款達４０多萬元。
經過執(zhí)法部門的不懈打擊、商標注冊人維權意識和消費者商標意識與鑒別力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移送追究刑事責任工作的加強，對假冒商標違法犯罪分子起到了較好的震懾作用，使近年來假冒猖獗的勢頭有所遏制，但盡管如此，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有關商標的犯罪數(shù)量還是很大，來勢也很兇猛，形勢還是很嚴峻。
（二）成因
１．市場原因
同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市場經濟是不發(fā)達的。在發(fā)生艱難的體制變革后，許多相關制度及配套機制都未建立起來。企業(yè)總體主體意識不強，行政割據(jù)情況嚴重，無論在統(tǒng)一性還是開放性方面都很不夠，完全依靠企業(yè)實力公平競爭的機制尚未充分建立。尤其商標作為一種無形資產，使用價值本身的無形性導致其流失也有無形性，對市場要求程度更高。同時相關商標制度不健全，為商標犯罪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機會。
部門保護和地方保護主義是行政割據(jù)的一個表現(xiàn)，這妨礙了市場的統(tǒng)一性和自由競爭的進行。從地方利益出發(fā)，為了一個小部門、小集體的利益，甚至明目張膽的對假冒商標的行為予以保護、支持，這大大助長了商標犯罪的泛濫。
２．法制原因
法制監(jiān)督缺乏也是導致商標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企業(yè)生產經營、市場準入及競爭行為一旦有了良好的監(jiān)督，也就沒有了假冒商標行為存在的空間。在我國，一系列有關產品的商標管理、質量標準、食品衛(wèi)生標準等制度尚未完備的建立起來，對企業(yè)的約束不夠，產品的生產保證、質量保證、商標使用、進貨出貨審查等都得不到有效監(jiān)督，自然為大量假冒商品能夠堂而皇之地進入市場提供了機會。
近幾年出臺了許多新的規(guī)章、決定及司法解釋等，同時對舊法有些大的變動。２００２新修改的《商標法》及商標法實施條例在很多方面已趕上國際水平，部分方面比一些西方國家還要超前，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進入ＷＴＯ后，積極同國際接軌，為減少同ＴＲＩＰＳ協(xié)議差距而作出的舉措；同時利用互聯(lián)網在電子商務中進行商標侵權的增多，馳名商標保護呼聲的強烈，也要求有大的變動。傳統(tǒng)的商標意識受到了挑戰(zhàn)（如接受顏色商標），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問題如立體商標與外觀設計的混淆；加強司法機關對商標案件復審權，為行政與司法的角色進行了一些變動，是否可行還有待實踐檢驗；傳統(tǒng)的司法問題如部分司法解釋陳舊，相互矛盾等還是存在的；行政立法復雜多變及司法權力較弱帶來的障礙也是不容忽視的。
這些立法與執(zhí)法的漏洞以及新舊法轉換緩沖階段帶來的執(zhí)法難度為商標犯罪提供了大肆進行的空間。
３．意識和心理原因
（１）高額利潤是導致商標犯罪的重要誘因。一方面，不完備的市場不能給所有的生產經營者以同等競爭的機會，經營是一方面，拉關系、靠行政保護有時也能爭取高額利潤，這容易導致部分生產經營者心理失衡，走上違法道路。
另一方面，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激發(fā)了人們在原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壓抑的對財富的欲求，一旦擺脫舊體制束縛，獲得自由發(fā)展的市場環(huán)境，致富欲望往往會急劇膨脹，這導致人們急功近利，采取不正當手段。
再一方面，市場發(fā)育不健全帶來的可乘之機，刺激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同時由于傳統(tǒng)道德觀念受到挑戰(zhàn)，道德在失范下對人們的約束力減弱，商標犯罪所能帶來的高額利潤又刺激、強化了商標犯罪人的心理。
（２）商標所有人的商標意識不強。雖然最近幾年行政司法部門加大了打擊力度，商標法律宣傳力度加大，廣大企業(yè)已普遍對商標有了顯著認識，侵權意識也在不斷加強，但總體水平還是不夠的。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國外企業(yè)更直接的參與國內競爭后，這點尤其突出起來。不少中國商標在稍稍有點名氣后，就巴不得將商標轉讓出去，與外商企業(yè)合資或合作，讓中國的產品用外國的商標，而中國的商標就此銷聲匿跡。這是體現(xiàn)商標意識不強的一個明顯的證明。
（三）對策
１．刑事政策觀念的轉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注重刑法角色的轉變與刑事政策方向的轉移。傳統(tǒng)的刑事政策以治安為中心，注重打擊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搶劫、殺人等治安犯罪，隨著經濟犯罪數(shù)量激增、日益嚴重，有必要把執(zhí)法力量更多地投入到打擊經濟犯罪上，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前提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
２．注重商標刑事立法的與時俱進
經濟的復雜多變也導致相關刑事立法的不穩(wěn)定性。對有關商標的犯罪應該作開放性考慮，注重考察社會現(xiàn)實，及時將其他一些達到一定社會危害程度，有必要入罪的侵權行為用立法形式固定下來。量刑標準尤其是數(shù)額標準是隨經濟發(fā)展及其他因素不斷變化的量，要適應發(fā)展及時做出相應的規(guī)定。行政立法對特殊商標如馳名商標加強了保護，刑法也應作出相應舉措。同時要注重應付網絡、加入ＷＴＯ及其他因素對商標犯罪的影響以及刑事執(zhí)法的新挑戰(zhàn)。
３．進一步改善并加強行政與司法保護
行政權力大，司法權相對較弱使對商標類犯罪案件的審理加大難度，應當分清部門權限，加強行政監(jiān)督，建立可行的案件協(xié)調處理制度。對行政部門的改善應注意三點：（１）改善經費保障機制，消除行政執(zhí)法的利益驅動弊端，消除以罰代刑的經濟根源；（２）堅持持久的嚴格執(zhí)法；（３）注重加強對行政執(zhí)法的法律監(jiān)督和責任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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