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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客體

犯罪客體是指犯罪主體的犯罪活動所侵害的、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主義社會利益。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客體是指受犯罪主體的犯罪活動所侵害的、為刑法所保護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該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必要內容，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金融犯罪、走私犯罪、稅收犯罪等犯罪一樣，其同類客體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用同類客體尚不足以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這一罪群與其他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罪群區(qū)分開來，只有其分類客體即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才能將其與其他罪群區(qū)別開來，成為該罪群客體的本質特征。所謂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是指國家知識產權法律所規(guī)定的一系列制度和規(guī)范的總稱，包括商標、專利、著作、商業(yè)秘密等管理制度。國家制定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是為了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規(guī)范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激勵智力創(chuàng)造、技術創(chuàng)新，合理配置知識資源、智力資源，也是引進新知識、新技術、吸引外資，參與國際競爭的前提。而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則都是對知識產權管理法規(guī)的違反、抵制和逃避，導致知識產權管理秩序紊亂。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所侵犯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是專利權管理制度、商標權管理制度、著作權和鄰接權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等幾部分組成的。各個具體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體有一定的差異。如假冒商標罪直接客體是國家的商標管理制度和他人的注冊商標專有權。假冒專利罪的直接客體是國家的專利管理制度和專利權人對專利的專有權。這就是說，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個罪侵害的直接客體是復雜客體即侵犯了兩個以上的客體。行為人既侵害了某一類知識產權的管理制度又侵害了知識產權人的權益。如假冒專利罪，行為人的行為不僅侵害了國家的專利管理制度還侵害了專利權人的權益。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個罪侵害的客體是單一客體還是復雜客體的問題，學術界有爭論。認為是單一客體的學者，有的認為客體是國家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有的認為是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專有權。認為是復雜客體的學者認為國家對某個單項知識產權的管理制度和知識產權人的專有權都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個罪的客體。我們同意復雜客體的意見。刑法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規(guī)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體現(xiàn)了立法者對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維護的側重性，但知識產權在國際上被普遍視為私權，保護權利人的權益也是刑法應盡的職責，所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個罪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侵犯國家對某項知識產權的管理制度，又侵犯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權益，同時，也侵犯消費者的權益。
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對象問題。何秉松教授認為，應當把犯罪對象改為行為對象，并指出“行為對象是主體的犯罪行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體人、物或信息。過去我們一直認為，行為對象是犯罪行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具體的人和物（包括無形物，如電、煤氣等）。但是，由于信息科學的誕生和發(fā)展，深化了人們對客體的認識，使人們認識到，行為對象還應當包括信息。關于信息的概念，目前雖然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國科學家維納所說的：‘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因此，一般把物質、能量、信息相提并論。在哲學上，有人認為：‘信息是客觀世界中物質和能量運動的形式，以及自組織系統(tǒng)對這個形式能動的反映’。在刑法上，過去都把信息的載體作為行為對象，如盜竊國家機密罪，一般都認為其行為對象是國家秘密文件或資料。但實際上這些文件或資料只不過是秘密信息的載體，真正的對象是秘密信息自身。例如，在竊聽國家秘密時，竊聽的對象就是信息?，F(xiàn)在許多計算機犯罪的行為對象，其實也是信息。因此，把信息列為行為對象，更符合現(xiàn)代科學發(fā)展的要求①?！彪S著知識經濟時代（有人稱為信息時代）的到來，將信息作為犯罪對象或曰行為對象，是完全正確和非常及時的。就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對象而言，其實質是一些信息。“現(xiàn)代法學者已在財產意義上將‘知識’與表達這種知識的‘載體’區(qū)別開來。他們認為，智力勞動的創(chuàng)造物之所以稱為‘知識’財產，在于該項財產與各種信息有關。人們將這些信息與有形載體相結合，并同時在不同地方進行大量復制。知識財產并不包含在上述復制品中，而是體現(xiàn)在所反映出的信息之中②”在刑法現(xiàn)在規(guī)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中，行為對象按傳統(tǒng)思維理解有四類：一是商標權中的注冊商標；二是專利權中的發(fā)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是著作權中的作品以及鄰接權中的錄音、錄像制品等；四是商業(yè)秘密權中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一些新的知識產權如廠商名稱權、貨源標記或原產地名稱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和植物新品種權，還沒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但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刑法保護的權利或未保護的權利，其對象的實質都是信息。商標、專利、著作、商業(yè)秘密資料，都是信息的載體。所以，我們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對象是刑法保護的、犯罪行為所侵犯的被授予知識產權的信息。
關于知識產權本身是犯罪客體還是犯罪對象的問題。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明確的，知識產權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犯罪客體，因為知識產權之“權”的實質是人與人的關系，而不是人與物的關系，即是一種社會關系。而犯罪客體就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的，為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所以，知識產權是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所侵害的客體。前文講到，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分類客體是國家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這里又說知識產權本身也是此類犯罪的犯罪客體，豈不矛盾？不矛盾。因為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中就包含知識產權的內容，如知識產權的授予、占有、使用、轉讓和消滅等。所以說，知識產權是知識產權制度的一部分。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盡管知識產權涉及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刑法主要保護的是個人的財產權，確切地說是個人無形財產權；第二種觀點認為，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盡管客觀上損害了權利所有人或合法持有者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社會公共利益。第三種觀點認為，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客體，實質上是權利組合體，即是復雜客體，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知識產權人的權益；二是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市場管理秩序。第一種觀點注重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第二種觀點注重知識產權的社會公益性，不全面。第三種觀點雖然較為全面，但邏輯上有不周延之處。我國刑法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規(guī)定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一章中。這一章的同類客體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侵犯知識產權侵犯的分類客體應當是市場經濟中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中包括知識產權，而不是并列關系。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刑法強調的是管理秩序，而不是知識產權，正如侵犯財產罪強調的是財產權，而不是管理財產權的法律制度一樣，我們無須說侵犯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財產權和國家的財產管理法律制度，而只說該罪的客體是財產權。綜上，知識產權犯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知識產權本身，這里的知識產權是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yè)秘密權等權利的集合體。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對象是上述權利指向的信息。
如前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特征）所述，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存在客體復雜性和對象的特殊性。知識產權是知識產權人對其智力勞動成果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它具有雙重屬性，既有財產性又有人身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人身性。另外，知識產權還有信息性、專有性、時間性、地域性的特點，而其他權利則沒有這些特點。由于知識產權有信息性的特征，它不像有形物體，如果被占有，不僅在人們的觀念中，而且在現(xiàn)實中是可視的、可觸及的，一個主體占有或使用時，其他主體不能同時占有或使用。而知識產權存在于理念之中，幾個主體可以同時使用，因此，它可能同時遭到多個犯罪主體在多個地點的侵犯，不像有形財物，發(fā)案地一般只能在物之所在地，所以，查處此類案件要注意知識產權可能在多處受到多人侵害的可能。由于知識產權有專有性的特征，我們只保護享有知識產權的智力成果，例如同樣的技術，我們只保護被授予專利的技術。我們還要注意專利權和著作權強制許可使用的規(guī)定，強制許可使用是指在一定條件下，使用者基于正當理由要求使用某知識產權，權利人沒有正當理由卻拒絕其使用，使用人經向有關行政機關申請被授權使用，無需征得權利人同意，但應當向其支付報酬的制度。著作權的強制許可使用，我國法律沒有規(guī)定，但由于我國已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這兩個公約有此項規(guī)定，使用人也可以引用。關于專利的強制許可使用，我國法律規(guī)定了防止專利權濫用的強制許可、為公共利益目的的強制許可、交叉強制許可。在強制許可的情況下，不構成侵權，也就不構成犯罪。由于知識產權的時間性特征，使得它必不像所有權那樣不受時間限制，而如此做的目的正式為了促進文化科學的發(fā)展，所以，我們在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定罪量刑時，一定要注意其時間性，以免罪及無辜。由于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使得在此國受保護的知識產權不一定在彼國也受保護，所以，我們在處理此類案件時，一定要注意，該知識產權在我國是否已被授予知識產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不僅同時侵犯權利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而且也破壞了國家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制度，嚴重的還危害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知識產權兼具財產權和人身權的特點，對定罪量刑有重要意義。我們在定罪或對量刑作微調時，要考慮兩個方面受到的侵害。如兩個性質案件，在財產權損失方面相同，但在人身權損害方面不同，量刑上也應當適當考慮。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侵害的對象是無形財產，是信息，如專利技術，其價值有的需要評估，有的需要通過一定的物質載體即有形財產來計算。知識產權客體存在的這些特征是我們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必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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